人们对作家的道德诉求，或者作家的道德自我约束，往往都映照出一种普遍的对社会良知的企盼。这一点，不仅和中国文人在历史传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的义务有关，而且和近代以来西方人文精神传统赋予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有关。无论从哪方面讲，人们都已经习惯了把作家认定为社会良知的承担者。实际上，作家的社会优越感也部分地来自他们的道德优越感。这或者还可以解释，作家的名誉何以比平民百姓的更值钱，至少有人是这么认为的吧。他们是太容易把自己想象为鲁迅先生所说的走在羊群前头挂着“智识阶级”牌子的那只头羊了。为了想象着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跟在他们的后面，他们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愿意寄希望于“道德”。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作家一定都是道德完人，都是纯而又纯的天国使者，都是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楷模。他们在许多方面和我们这些世俗中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不仅应该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追求，也应该有可能犯各种错误。既然没有人间天堂，作家又何必冒充纯洁的天使呢？
然而，我们看到，许多对于作家的批评，立足点仍然在于不承认作家应有的平民和世俗的身分。最近的例子就是所谓“十差作家”的评选，无论如何，汪国真、贾平凹、柯云路、张贤亮、刘心武、梁晓声、韩石山、毕淑敏、张抗抗、周德东被评为“十差作家”，倒是说明了许多读者不希望他们心中的神圣偶像被这些作家自己表现出来的不纯洁、不完美、不道德给毁了。比如人们不希望贾平凹这样肆无忌惮地写性；柯云路“把小说弄成一种文采尽失的畅销读物”；张贤亮给选美女明星当“枪手”；刘心武的随笔“随处可见”；梁晓声的“不自量力”和“捉襟见肘”等等，这些缺点（如果说这是缺点的话）难道不正是作家们的选择吗？难道他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所选择的方式生活和写作吗？也许，在许多读者看来，这些作家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人们也许需要有人维持一种超验的、纯粹的、神性的形象，希望有人充当上帝代言人的角色，帮助我们来确认真理。但是我想，担当此番重任的最好不是作家。如果我们认为人都是不完善的，都是靠不住的，本质上都“性恶”的话，那么，道德上的缺陷，或许正是作家真实性的保证。
不过，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作家也有道德感，相反，这或许正是对于作家的道德感的肯定。在我看来，作家的道德恰恰就在于他的诚实。对于读者，他应该是真实的、毫无隐瞒的。这点要求虽然简单，要做到却非常不容易，因为作家需要为他的诚实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而这种代价可能包括他的全部既得利益甚至生命。倒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少见到“道德”的作家；相反，更多的被人标榜为“道德”的作家，其实连正视现实的勇气都没有，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一个“瞒”字和一个“骗”字。其他行业的“打假”可以进行，而文化界的“打假”却无从下手，原因就在于，很多的“假”都披着“道德”的外衣或打着“道德”的幌子。
有时我想，道德也许是个非常暖昧的东西，它常常把更真实、更本质的事实掩盖起来了。很显然，用它来说明作家的精神归属，是一件非常困难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我们看20世纪俄罗斯文学，那些伟大的作家，他们的灵魂，用道德是无法概括的。他们的精神存在方式已经构成了对道德的超越。有人也许不服气，我分明看到有人在撇嘴呢。但是，我们只要将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与中国文学稍加比较，其中的巨大差距不就无情地显现出来了吗？
 |
